“人的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”，不仅现在的人如此，宋代的苏轼也感觉到了。
经历寒窗苦读，又走千里路，到京城科考，苏轼一举成名天下知。
主考官欧阳修，对苏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“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”。
更了不起的是，苏轼中进士的时候，弟弟苏辙也同榜亮相。
毫无悬念，苏轼一到官场，就变成了璀璨的星。
沈括、王巩、章惇等一大批名人，都变成了苏轼的朋友，大家一起写文，议论朝政，形成亲密、巨大的圈子。
原以为，苏轼从此仕途亨通，保持鹤立鸡群到最后。不想，他很快就变成了大家排挤的对象。
王安石变法开始了，官员不得不站队——支持变法的，站在一边，不支持变法的，站在一边。展开剩余82%苏轼是反对变法的。这大宋好端端的，变什么变？并且，变那么激烈，岂不是要破坏祖宗的规矩，弄不好，社会都乱套了。
王安石派人给苏轼做工作，苏轼不听。
王安石很是生气，让御史谢景温在皇帝面前陈述苏轼的过失。
但苏轼也不想得罪人，也不想和人争斗不休，就主动请求外调，去杭州做通判。后来又调任密州、徐州。
在地方，苏轼踏踏实实工作。不仅搞定了杭州的瘟疫，还堵住了徐州的洪灾。
就是这样一个兢兢业业的人，没想到还被人嫉妒。有人说他，不站在变法这一边，还写诗文讽刺朝廷。
昔日的好友沈括，很讨厌苏轼。沈括心想，“我支持变法，你不支持，你就变成了我的对手”。
沈括还借用出差的机会，利用苏轼对自己的信任，看了很多苏轼写的文章，找到了一些“可能诽谤变法的句子”。
虽然沈括没有直接绊倒苏轼，但是苏轼栽了——陷入乌台诗案，人也进了牢笼。
此刻，苏轼也想过，自己是反对变法的，应该得到守旧派的极力拯救。可他想多了，真正不顾生死来救他的，只有弟弟苏辙。
苏辙脱离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到了京城，写奏章：“我愿意用自己的职位，换取弟弟的一条命。”
果然，苏轼命保住了，被贬黄州。同时，弟弟苏辙也被贬江西一带。
苏轼也算看透了“锦上添花常有人，雪中送炭无一人”。一晃就过了多年，王安石变法失败。反对变法的圈子，开始活跃起来。
司马光作为反对圈的带头大哥，立马决议——但凡变法内容，一律铲除。
苏轼觉得不对劲，变法就没有一点作用吗？应该保留一些有积极作用的规则和成绩。
苏轼劝说司马光，要综合考虑，别走极端。司马光不听，气得苏轼喊“司马牛”。
没办法，苏轼又被贬了，毕竟他常常站在王安石这一边，不识时务。
苏轼灰头土脸，走了很多地方，到了偏远的岭南。他吃了荔枝，写了一首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朝廷里的人，很是生气——凭什么你在外地，那么逍遥。让你去海南尝一尝苦头。
从京城的中心，一路被排挤，到了海南；从人见人爱，到人人都讨厌，苏轼的遭遇，很心酸。是苏轼变了吗？
不是的，他一直热爱文学，喜欢美食，关心群众，还积极发言。
非要找一个理由，就是他无法合群而已。
群体在一起，是有条件的。
1.目标一致。
2.具有群体价值。
3.成员互相保护。
如果有一个条件不满足，大家还可以容忍。有几个条件不满足，就无法容忍，必须从群体赶出去。
目标，就是变法，还是不变法。苏轼的目标，是为群众服务。变法，不变法，不那么重要。
价值，多是情绪价值，说一些让大家开心的话，支持的话。可是苏轼言语中肯，说话的情商不那么高。他说“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”，“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”，伤了大家的心。针对当今社会，经济价值占比更多。
保护，一般是官官相卫，就算错了，也错下去。苏轼就不一样，错了就改正，指出来。
苏轼，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合群的人。
正如他的一句名言——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人是一种环境动物，但人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动物。
很多人为了适应环境，就丢了自己的特性，开始迎合他人。而苏轼，却不一样，总是保持“独一无二”的状态。
要不然，他也不会放下做官的姿态，去研究什么东坡肉，去研究芋头怎么做。也不会带头捐款，在杭州修建“安济坊”之类的机构。
他的爱妾，直接戳穿了苏轼的个性——他啊，一肚子不合时宜。
任由自己的性子来，是无法被群体长久赏识的。一开始大家佩服你的勇气，后来把你当成愣头青、一根刺。
因此，当我们莫名被人讨厌，被群体孤立的时候，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变了，做错了什么，而是看群体变成了什么样子，群体是否适合自己。
有必要，在一定的时候，换一个圈子，继续生活。
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
若无留爷处，我就自己过。
作者：布衣粗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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